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过去的40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就了最早的一批财富家族。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这些财富家族积极进行国际化布局，一方面不乏优秀的案例，另一方面，因早年信息不对称、规划不充分而导致遗留问题的，也屡见不鲜。

近年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愈发复杂，国际税务合作逐渐加强，与疫情共存成为“新常态”等等新情况的出现，国际化的华人财富家族面对的财富保护与传承的挑战也变得更加复杂。

一、国际化华人财富家族面临的多重挑战

（一）家族成员身份国际化的风险

家族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家族成员身份国际化。基于个人生活、子女教育、投资便利等不同的原因，许多财富家族的成员或多或少地取得了中国大陆以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或是永久居留权，甚至是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然而，在缺乏妥善规划的情况下，税务居民身份认定不清、多重身份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2017年徐州地税公布的一则典型案例中，一位企业家使用其取得的香港居民身份在大陆设立了外商合资企业，并欲利用外国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红利所得应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获得免税待遇，徐州地税通过调查，发现该企业家的大陆户籍尚未注销、在香港仅有居留权，从而向其追缴了逾4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款。

（二）家族资产孤立、分散持有的风险

华人财富家族在进行境外投资、境外资产配置的过程中，普遍用个人名义进行投资，导致财富家族在境外的投资、资产多是零散的、孤立的，与其境内资产缺乏有机的、系统的联动机制。由此导致的风险，一是资产由个人持有，随时会受到个人债务、婚姻变动、跨境继承、移民等因素带来的影响，无法做到有效的风险隔离；二是在中国实施外汇管制的大背景下，这些分散、孤立的境外资产与境内资产缺乏联动机制，导致家族的境内资金很难合法出境，而境外资金也难以在需要时汇回境内以支持境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三是个人持有资产在合理的税务筹划方面空间有限，例如很难利用各国（地区）之间的双边税务协定等。

（三）合规风险

在当前的形势下，华人财富家族的境外资产面临包括CRS信息交换、中国个税改革后“受控外国企业”以及“双支柱”方案在内的众多合规性问题。

1.CRS与FATCA

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共同申报准则） 是OECD推行的打击利用跨境金融账户逃避税行动的重要环节之一，其核心是要求参与的司法管辖区内的金融机构每年对本管辖区内的非税居民的金融账户信息进行收集和上报，并之后主管税务当局进行主动的信息交换。CRS机制覆盖的实体类型包括海外公司、海外信托等，有效打击了个人利用空壳公司在海外“藏富”的行为。截至2019年底，已经有109个司法管辖区参与了CRS，几乎涵盖了所有主流国家及地区，意味着多边不交税时代的彻底来临。

美国没有参与CRS，却独立地推行一套FATCA规则，要求美国以外的金融机构收集信息并向美国上报，目前已有113个国家与地区加入。美国税务居民的海外“藏富”行为同样受到严格限制。

2.“受控外国企业”的影响

2019年修订的中国新《个人所得税法》引入了“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即中国税务居民个人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纳税调整。现实中，华人财富家族在海外设立的离岸公司极容易落入该项规制。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家更是早已制定了关于受控外国企业的一系列严格规制，移民前往这些国家的华人财富家族更需小心。

3.“双支柱”方案

2021年7月，OECD发布声明， 130个国家（地区）就“双支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其中，支柱一重新分配大型跨国企业全球利润的征税权，以平衡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权益分配格局，解决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支柱二通过实施全球最低税，确保跨国企业在各辖区承担不低于一定水平的税负，抑制跨国企业逃避税行为，为各国税收竞争划定底线。“双支柱”方案落地实施是国际税收规则的一次系统升级，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更需要充分了解以及提早规划。

此外，跨境财富规划还面临着离岸地经济实质、受益所有人/重要控制人登记等合规要求。在这些合规要求下，个人信息将更透明，合规成本变得更高。财富家族在做跨境财富规划的过程中，务必通盘考虑，谨慎应对。

二、应对思路－跨境法律架构

对于华人财富家族来说，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行方式之一是在整合已有资产、企业、项目资源的基础上，搭建跨境法律架构。一个量身定制的跨境法律架构，通过充分利用各国制度资源，可以实现资金的合法跨境流动、实现企业和资产的全球优化布局、个人风险隔离与家族资产保护以及国际税务合规。

（来源：法融汇俱乐部、汤森路透ALB/封面图片：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