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接班指南(一)| 从30后到60后,富人传承迫在眉睫

伴随六成最有钱的民营企业家年过六旬,中国家族企业集中进入了接班季。接班绝非一蹴而就,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系统工程,即使设计精密仍不能保证按照设计人最美好的想法来实现,其中更是涉及无数细节安排。


比如,富一代如何从小栽培子女,使得江山代有人才出?

有多名子嗣时,企业股权要不要平分?

管理权传长还是传贤?

如何选择更匹配公司运营的“贤者”,并把握传递权杖的最佳时机?

女婿和儿媳能否跻身传承行列?

如何完善家族治理体系,避免家族与企业内派系林立、内斗消耗?

家有子嗣却不愿继承家业时,如何界定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的职责?

当富一代不止一段婚姻时,如何在包括前后任配偶及其子女的复杂大家族中恰当分配权力?

无论上阵亲兄弟,还是打虎朋友兵,那些共同创业、股权相当的富一代,能否把无间的合作、信任传递到下一代?

通过股权激励致富的打工皇帝,要不要另起炉灶打造传承平台?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大比例捐赠回馈社会的示范下,富人们要不要在慈善和传承之间寻找平衡?

代际差异之下,接班的富二代如何与父辈磨合,并赢得企业内强势的叔伯老臣支持?

二代甚至三代应当牺牲个人情感,达成商业家族的强强联合,还满足自我追星欲望,抑或给草根精英逆袭的机遇?


无论对于富一代还是富二代,传承都意味着耐心与智慧的考验。接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族最大的政治,并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30 后、40后富人在创业时可能未必考虑交班事宜,但50、60 后富人往往在继承人进入教育期之时,就把培养他们接班纳入了计划。

企业交接班,殊非易事,更非小事。对成熟市场的研究显示,交班往往会拉低企业经营指标和在资本市场的估值。尤其是在这经济转型、增长停滞的特殊时期,接班成败不仅关系企业家族兴衰,一众民企的集中交班,更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势。引导民企顺利完成代际交接,意义重大。

富二代接班指南

六成中国富豪已过知天命之年,两万亿民间财富将会易主迎新。传承大考在即,中国的富人和他们的子女,准备好了吗?要想让财富顺利传承至下一代,创一代将面临搞定前妻、搞定合伙人、搞定继承人选的层层挑战,末了,或许还需面对搞定自己这一关。而身为高富帅或者白富美,富二代肩膀上承载着商战打拼与舆论关注的双重重压,更需在自我价值与家族利益间获取心灵平衡。“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逻辑背后,有着多少路障潜伏在前方?家族企业该如何一一化解,以避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惨痛局面?

传承,不仅关系民企控制人家族能否基业长青,其对民企经营的影响亦会传递到地方经济与就业职位上,从而具有社会效应。中国富人传承的形势比想象中更紧迫,未来10-20年,如若传承不力,今日雄踞富人榜之上的众多家族将以大概率事件被甩出榜单之外,中国民营经济亦可能经历低谷。

六成顶级富人面临传承大考

在中国最有钱的这155位富人中,更有63%的企业家已经过了50岁的坎儿。其中27位富人年过花甲,对于他们而言,尽管激情支撑着他们奋斗在一线,但接班人问题已然迫在眉睫。

从30后到60后,富人传承迫在眉睫

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1937年出生于广东顺德的梁庆德及其家族以110亿元排名第261,梁庆德目前仍担任格兰仕集团的董事长,即使其子梁昭贤早已成为格兰仕集团的小梁总。

1938年出生于重庆的尹明善48岁方始创业,54岁创立力帆。其子尹喜地对家族企业的兴趣并没有那么浓厚,但也在力帆集团中担任数个子公司的董事长。尹明善和现任妻子陈巧凤所生的女儿尹索微今年26岁,比尹喜地小了16岁。从英国拿到管理学本科学位的她,近两年开始现身于力帆集团公开活动中,要怎么交班,尹明善似乎还没有拿出完全确定的方案。

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则有哇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东方希望集团的刘永行、万向鲁冠球、富华国际陈丽华、美的集团何享健、新的医药叶澄海、沙钢掌舵人沈文荣、中信泰富荣智健等,身家均都过了百亿。其中,有15位富豪的子女无一例外地现身家族企业的股东或高管名单。

宗庆后女儿宗馥莉:1982年1月出生的宗馥莉,只比娃哈哈早诞生了5年。读完初中,宗馥莉去了美国读书。2000年,进入洛杉矶佩珀代因大学,主修国际商务。2004年,大学毕业后回国,宗庆后马上让她直接参与管理。

何享健儿子何剑峰:选择自主创业,为人处事低调,为了感恩,与父亲何享健宣布建立60亿慈善信托。

这个年龄层的富豪通常拥有较多的子女来继承家业,如叶澄海之子叶宇翔、女叶宇筠均已出任信立泰高管等。由于父辈年龄已在70岁左右,这些富二代大多已经升至管理层的核心位置。

在其传承中,长子占据了优势地位。如红豆集团周耀庭的长子周海江在2004年就已接任红豆集团总裁,曹德旺长子曹晖也在2006年就担任福耀玻璃总经理、董事,沈文荣长子沈彬已身兼多职,在沙钢集团层面任常务执行董事、第一副总裁、总会计师,党委书记,还在数个集团下属子公司担任重要职务。

50年代的企业家则是当仁不让的中坚力量。这一年龄层的企业家有个明显的特点,即子女数量显著减少。他们的孩子多半落入80后区间,已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限制,女儿新势力的崛起成为50后企业家传承的一大特点。在40后富人中,仅有宗庆后一人选定女儿宗馥莉为继承人,而50后企业家显然逐渐抛弃了“非子不传”的传统观念,他们的视野相对开阔。将家业完全交给女儿的不在少数,刘永好之女刘畅、杨国强之女杨惠妍之外,圣农发展傅光明的女儿傅芬芬也已就任控股股东圣农实业的董事长。同时,即使是儿女双全者,多半也会给予女儿相应的发展空间,如许荣茂的女儿许薇薇负责北京子公司,儿子许世坛则负责上海子公司;生了一对龙凤胎的邱光和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儿女平等,儿子邱坚强和女婿周平凡职位相当,儿子、儿媳的持股权也与女儿、女婿的股权相等。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尽管50后企业家年龄已达60岁左右,但仍有数十人的儿女尚未浮出水面,在集团官网或是上市公司的高管股东名单中均未露面,同样无法通过公开媒体找寻到详细情况,其中不乏本人相对高调者如恒大地产许家印、东方集团张宏伟、长锋房地产童锦泉等人,以及奇正藏药雷菊芳之子。这给其传承大考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60后企业家身上。一方面,他们本身还年富力强,因而从整体来看,披露的儿女传承信息并不完整。丁磊、马化腾、马云等互联网大佬还对儿女们进行了严格的隐私保护。因此,60后富人中,仅史玉柱、李书福、周成建等人的子女持股情况有据可查。其中,史玉柱与前妻董春兰之女史静,因持有12.21%股权出现在巨人网络2012年度财报中,仅次于持有54.82%股权的史玉柱,2013年6月,又因她作为单一股东的Vogel Holding Group连续增持民生银行而闻名。李书福之子李星星则因2012年洪桥集团(08137.HK)借壳上市浮出水面,他如今直接持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10%股权、洪桥集团22.33%股权。

大半富二代已获家族企业管理权

从大多数富豪家族的传承来看,相比引入职业经理人,选择子女接班者依然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这于情于理都再正常不过。一方面,在“家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创始人辛苦一辈子打下的江山,不仅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包含着企业家文化与内在的成就感,儿女更容易理解并珍惜企业存续对于家族的意义。在股权结构上,中国众多民企都是创业家族一股独大,董事会成员也多为创业期元老,因此,创始人扶持自己子女上位难度并不大。

另一方面,在法律制度、诚信文化尚缺失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机制还缺乏成熟的土壤,国美黄光裕身陷囹圄之后,发生的经理人与家族间的控制权之争即是其中典型事件,这多少动摇了民营企业家对经理人忠诚度的信任,也刺激他们更加笃信“外人不如骨肉亲”。这也促使传承对象早早进入公司董事会或是管理层,全面熟悉企业情况。而在欧美,许多家族企业会要求儿女先在外锻炼三年五载,以使他们在较公平的环境中得到磨练和进步,如果成绩斐然才有资格进入企业。

法国的爱马仕家族对继承人的培养甚至从其孩提时代开始,中国富人对下一代的精心栽培同样起步很早。海外留学,回到家族企业,在基层岗位上锻炼,再酌机提升,且升迁速度相当快,这是多数富二代前半段的人生轨迹。刘畅是其中的典型,2013年,刘永好将新希望董事长传给刘畅。此前,刘畅18岁那年就担任新希望集团董事,24岁起担任四川南方希望的董事、副总经理。

有不少企业家喜欢从企业内单拿一块资产出来让子女们试手。成者,既可锻炼子女能力,又有利于树立其信心与权威;败者,也不影响主营业务及整体资产。成功过关者在30岁左右一般已经出任集团副总裁,或者是重要分公司的总经理。

80后挑起大梁的也不乏其人,如1981年的张康黎,是苏宁环球集团张桂平之子、苏宁电器张近东之侄,目前,他已担任苏宁环球集团的总经理。未担任行政职务却成为公司董事的有两类,一种如在外创业者,如何享健之子何剑锋、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分别担任美的集团、万达集团董事;另一种如登海种业创业大股东李登海于2013年辞去董事长之职时,由另一创业元老毛丽华接任,李登海之子—其时在登海种业内仅为中级农艺师的李旭华首次进入董事会。